经济协调发展：“十四五”回顾与“十五五”展望
Articles|China Economist Vol.21, No.2, March-April 2026
Title
经济协调发展：“十四五”回顾与“十五五”展望
作者简介
李曦辉1 陈景昭*2 吴涵1
1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
2石家庄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摘要：面对新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经济发展需要在原有基础上进行再探索。“十四五”时期是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首个五年规划阶段，而“十五五”时期则是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全面深化推进的关键阶段。在总结“十四五”时期中国发展成就的基础上，开展对 “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前瞻性研究，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本文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根本遵循，聚焦于协调发展理念进行深入阐释与实践解析，通过构建区域协调、陆海协调、国内国际协调和实体虚拟协调四个维度的分析框架，系统分析中国经济的协调问题，进而把握其未来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总体趋势。这不仅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的系统性总结与理论凝练，更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场域的现实检验，为未来经济发展方向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引。
关键词：中国经济；“十四五”；“十五五”；协调发展
“十四五”时期是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首个五年规划阶段，“十五五”时期是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全面深化推进的关键阶段。系统总结“十四五”时期中国发展的成就，并对“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进行展望，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十五五”时期，需继续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国民经济实现均衡与协调发展。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经济发展既展现出新的趋势和机遇，也面临新的矛盾与挑战。对此，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这一理念为我国明确了发展思路、发展方向与发展着力点，深刻回应了新时代中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的重大时代课题。新发展理念涵盖五个既相互关联又各有侧重的维度，其中协调发展致力于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作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理念，协调发展虽为新近明确的概念，但其内涵根植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区域发展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积累，更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经验的凝练、升华与积淀，该理念历经从“弱鸟可望先飞”到“山海协作工程”再到“区域协同融通”的完整演进脉络（凌永辉，2025），展现出清晰的历史逻辑与实践延续性。因此，牢牢抓住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协调”这一关键着力点，才能有效引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向，进一步保障其行稳致远。
一、区域协调的“十四五”时期成就与“十五五”时期展望
“十四五”时期， 面对国际国内环境发生的深刻复杂变化，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协同攻坚，稳步推进，“十四五”规划主要目标任务已高质量完成，为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良好开局。“十五五”时期是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承前启后的关键五年，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重要阶段，科学谋划和扎实实施“十五五”规划，事关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为科学编制“十五五”规划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2025）。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协调发展是我们党在带领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理念。协调发展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我们应对发展形势、做好我国经济社会工作的重要原则（习近平经济思想概论编写组，2025）。因此，充分贯彻和运用协调发展理念，是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建设的重要方法论。协调发展可以从区域协调、陆海协调、国内国际协调和实体虚拟协调四个维度展开探索。其中，区域协调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基础性工程。
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区域协调不仅是推动经济均衡发展的现实需求，更是实现社会再生产结构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出发，区域差异源于生产力分布、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以及人口结构的不均衡，这种不均衡既有历史性，也具备通过制度与政策进行调整的可能性。我国的区域协调发展是一个动态演变过程。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国家以解决落后生产力为核心目标，在国家安全与工业化需求的双重作用下，实施了向内陆倾斜、均衡布局的发展战略，通过“一五”计划和“三线建设”推动中西部工业化，虽然在效率层面存在一定局限，但整体上改善了此前区域发展极不均衡的格局。改革开放以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及效率优先的理念引导下，我国实行沿海倾斜战略，通过经济特区、开放城市和开放区域建设，推动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带动全国经济高速增长，同时也显现出区域差距扩大问题。进入新时代，伴随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区域协调发展被提升为国家战略，通过持续推进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区域战略，逐步形成“四大板块和四大战略”的协同发展格局，推动区域向更加协调与均衡的方向迈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李曦辉、黄基鑫，2014）。整体而言，我国区域发展经历了从初期均衡发展到非均衡发展再到协调发展，最终进入协调发展推进的演进过程。区域协调本质上是在空间结构与社会再生产二者内在相统一的基础上形成的协调维度，它是确保社会再生 产在超大规模国土空间内顺畅运行的重要前提。
（一）“十四五”初期主要涉及区域协调发展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后文简称《纲要》）从现代化全局高度出发，将区域协调发展定位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基础性工程，规划明确提出要“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支撑体系。”在“十四五”规划文本中所阐述的区域协调发展主要内容可概括如表1所示。
（二）“十四五”末期主要涉及指标总体发展成效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后文简称《建议》）中明确指出，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并对“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实施成效予以充分肯定。“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首个五年规划期。在此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质量持续提升，在以下六个方面取得显著成就：经济总量迈上新台阶、创新驱动与产业升级步伐显著加快、城乡区域发展的协调性与平衡性不断增强、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要进展、对外开放水平稳步提升、人民生活品质持续改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2025）。我国在区域协调发展领域实现重大进展，具体内容详见表2、表3及表4。
结合表2中的数 据，可以从趋势、结构与差异程度三个维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协调状况进行如下分析：
第一，从增长趋势看，各区域经济呈现同步增长态势。2018—2024年，东部、西部、中部、东北及全国经济规模均保持持续扩张，未出现明显的经济收缩或持续停滞，表明各大区域板块在观察期内共同处于经济上行周期。全国增速均值为6.34%（加权平均值），其中东部6.36%、西部7.17%、中部5.99%、东北4.80%，整体增速分布在4%—7%，未出现“某一区域严重偏离全国增长趋势”的“失衡式增长”，体现出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体同步性与稳定性。
第二，从增 长差异看，区域增长呈现出具有补偿性的协调发展特征。西部平均增速（7.17%）高于东部（6.36%）和全国均值（6.34%），反映出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基础设施投入以及新能源等产业布局对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显著，落后地区通过更高增速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追赶式发展”。中部地区增速（5.99%）与全国水平基本持平，符合国家“中部崛起”战略，说明中部地区已成为承接产业转移、支撑全国平衡发展的重要区域。东北地区虽增速较低（4.80%），但仍保持稳定增长，未出现断崖式下滑，说明东北振兴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了支撑作用。
第三，从区域格局看，经济梯度结构呈现出逐步优化的特征。经济总量仍呈现“东部领先、中部次之、西部随后、东北较小”的格局，这符合我国长期形成的经济地理结构，伴随西部较快的增速与中部稳定的增长，降低了因增速不均导致的“差距扩大风险”。据此可以判断，区域差异正逐步从“速度不均衡”向“增长趋同”转变。
以上分析说明，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东部创新引领）发挥了明显的联动效应。区域发展并非“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而是“共同增长”与“差异化补偿”并存的良性互动，表现为更高层次的协同发展态势。表2显示的不是区域间的“绝对均等”，而是在保持总体经济增长的基础上，通过西部地区相对更高的增速、全国各区域增长区间的整体接近和稳定结构，体现出我国经济发展逐步走向更加协调的区域均衡化发展趋势。
结合表3及表4中的数据信息，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协调性进行分析：
第一，从整体趋势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多区域同步增长、结构稳定且逐步趋向均衡优化的特征。全国各区域GDP总量在2019—2024年保持持续增长，表明并非“部分区域增长、其他区域衰退的割裂状态”，而是呈现出全国联动的增长格局。各区域占全国比重基本稳定、波动幅度极小，未出现“某一区域过度吸纳资源、其他区域明显受到挤压”的失衡态势。2024年，各主要板块经济占比仍维持在相对稳定的结构水平（长江经济带约占46%，黄河流 域约占21%，长三角地区约占21%，京津冀地区约占8.5%，粤港澳大湾区约占12.7%，成渝地 区约占6.4%），体现出区域经济结构的相对均衡。这说明我国区域经济格局并未出现“极化加 剧”的趋势，而是处于结构稳定、协同演进的良性状态。
第二，从重点板块来看，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协调性依旧明显。长江经济带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干带，其区域辐射功能稳定发挥，占全国比重长期维持在45%—46%，2024年回升到46.03%，表明该经济带作为全国经济主体稳定增强的同时，并未“过度集中化”，而是保持合理主导地位，对全国起支撑与带动作用。黄河流域作为中西部支撑带，其经济发展持续增强，比重从21.24%（2019年）到21.45%（2024年），呈稳中有升的态势，表明国家“黄河战略”“能源—生态—产业协同发展”等政策效果逐步显现，中西部并非边缘化，而是在全国格局中的地位逐渐增强。京津冀作为首都经济圈，其占全国比重总体稳定在8.5%左右，且经济总量持续增长，表明区域整体能级提升，增长稳定有序，并未出现过度集中现象。长三角作为世界级城市群，在保持强劲增长的同时逐步进入稳定发展阶段，占全国比重基本维持在20%—21%，说明其高质量发展转入稳定期，实现从“速度领先”转向“结构优化、辐射全国”的协调态势。粤港澳大湾区在经历波动后回升，占全国比重先降后升（从13.86%下降到11.88%，再回升至12.27%），反映出其在外部环境冲击后恢复能力强，创新与开放优势得到巩固，占比稳定，并未出现过度极化现象。成渝地区作为国家培育的新增长极，其经济地位稳步提升，占全国比重从6.20%稳步上升至6.46%，是最能体现“协调发展”的重要例证。
第三，从发展趋势看，我国区域经济格局并非简单的“东强西弱”，而是呈现出梯度优化与多极支撑相结合的特征。东部三大引擎（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占全国比重总体保持稳定，区域一体化水平持续提升，且未出现过度集中化的趋势，发展更趋理性。中西部战略区（长江经济带、黄河、成渝）所占权重稳中有升，逐步形成“东中西协同、沿海内陆联动”的发展新格局。综上，2019—2024年，我国区域经济呈现出“主体稳定、多极支撑、梯度优化、协同推进”的协调发展格局：东部发达地区保持高水平稳定增长，中西部重点战略区位权重稳步提升，新兴增长极持续增强，区域间既不存在严重“极化分化”现象，也未出现结构失衡，体现出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和协调发展政策的显著成效。
（三）“十五五”时期区域协调发展趋势
《建议》明确指出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促进区域联动发展、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等重要战略导向，为“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明确了基本路径。“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加速阶段，经济发展要着力提升质量与效益，进一步增强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等长远目标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2025）。这需要继续贯彻新发展理念，继续充分发挥协调思想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区域协调将在生产力布局优化、国内大循环构建、科技创新体系完善和共同富裕推进等方面承担更为战略性的任务。“十五五”时期区域协调发展趋势与展望可凝练为表5所
示内容。
“十五五”时期的区域协调不仅是政策层面上的调整，更是经济系统在空间尺度上运行所遵循的结构性逻辑。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区域协调被视为高质量发展、高资源配置效率与比例结构均衡的社会再生产的重要元素。因此，对“十五五”经济发展趋势的展望，应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区域发展视角，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逻辑、产业逻辑、创新逻辑和制度逻辑，进行系统性、整体性的综合考量。
二、陆海相协调的“十四五”时期成就与“十五五”时期展望
如前所述，充分贯彻和运用协调发展理念，是我们经济社会建设稳步推进的重要保障。对协调发展内涵的探索，可以聚焦区域协调、陆海协调、国内国际协调和实体虚拟协调四个维度。其中，陆海协调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通道性和基础性工程。
建设海洋强国，既符合我国发展规律，又顺应世界发展潮流，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选择。陆海统筹协调发展作为一种重要的新发展理念，强调对沿海陆域与海洋两大系统的资源利用、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生态安全和区域政策的统一筹划。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应遵循因地制宜原则，采取多样化措施与形式推动陆海统筹，促进区域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郝寿义、倪鹏飞，2020）。党的十八大提出“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标志着我国在国家层面确立了海洋开发的重要性，并形成利用海洋资源、建设海洋强国的信念与意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 出“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意味着对海洋的认识持续深化，开始系统推动陆域与海洋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共同促进海洋强国建设从战略构想走向实践落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彰显出在发展海洋经济的同时，更要注重对海洋生态的保护，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来建设海洋强国。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在《建议》中明确提出：“坚持陆海统筹，提高经略海洋能力，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这为“十五五”时期乃至更长远阶段的海洋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海洋强国明确了关键着力点。
从理论逻辑上看，陆海协调本质上是“流通结构现代化”的集中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内，流通时间是资本周转时间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资本周转速度又直接决定社会总资本的增殖能力。交通通道与港口体系构成生产网络、贸易网络运转的物理支撑。陆海通道是否畅通、陆海要素配置是否协同，不仅关系一国对外开放的层次与范围，更深刻影响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以及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运转效率。因此，陆海协调不仅具有重要的空间意义，更蕴含着深刻的经济逻辑与发展理性。
（一）“十四五”初期主要涉及的陆海协调发展内容
《纲要》基于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高度，将陆海协调定位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性工程，提出“积极拓展海洋经济发展空间”。其中围绕“陆海协调”发展的主要部署内容如表6所示。
（二） “十四五”末期主要涉及指标的总体发展成效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首个五年规划阶段。在此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质量持续提升，“陆海协调”发展理念已从“修路、造港”的工程思维，逐步转向以“流通体系现代化”为核心的结构性思维。其更加注重通道的网络性、枢纽的集聚性以及系统的协同性，凸显了“协调”理念在陆海通道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相关发展成效的具体体现见表7、表8、表9及表10。
结合表7、表8、表9及表10中的数据，可以从总量、结构与协调三个层面，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陆海协调性进行如下分析：
第一，从总量增长看，陆海经济呈现协同增长态势。数据显示，2020—202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持续增长（约从103万亿元增至134万亿元），海洋生产总值亦同步增长（约从8万亿元增至10.5万亿元），国内三大产业与海洋三大产业规模均实现逐年扩大，说明我国经济发展并非仅依赖陆域增长，而是陆域经济与海洋经济在同一时期内共同扩张、同向发展，体现了海陆产业在总体规模上的协同性。
第二，从结构比例看，海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保持稳定并逐步优化。海洋生产总值占GDP的比重基本稳定在7.6%—7.9%，表明在整体经济规模扩张过程中，海洋领域并未被边缘化，其经济地位具有结构稳定性。同时，海洋产业动能持续增强、结构持续优化、质量持续提升。海洋第一产业（如海洋渔业、海洋牧场）保持稳定，与陆域农业共同承担保障粮食安全与资源供给的功能；海洋第二产业（如海洋装备制造、海洋工程、海上能源）活力增强，与陆域制造业体系形成产业链互补与融合，产业发展持续增强；海洋第三产业（如港口物流、海洋交通运输、海洋旅游、海洋信息服务）持续壮大，与陆域服务业共同构成现代服务体系，推动陆海服务业融合升级。
第三，从协调格局看，陆海经济呈现出“协同共进、韧性增强”的发展特征。若陆海发展失衡，通常会表现为海洋经济收缩或占比大幅波动。然而，图表显示，我国陆海经济规模同步扩张、海洋经济占比保持相对稳定，且经历阶段性波动后呈现回升态势，说明我国在资源配置、产业布局、政策导向上注重陆海均衡。海洋三大产业的整体走势反映出海洋产业具备独立的恢复能力与较强的战略韧性，与陆地经济形成功能互补与风险共担。综上所述，我国陆域经济持续壮大的同时，海洋经济同步扩张、功能地位稳定提升，呈现出“陆海统筹、协同推进”的经济发展特征，体现了“十四五”时期我国陆海协调发展的积极成效。
（三）“十五五”时期陆海协调发展趋势
《建议》明确指出，“坚持陆海统筹，提高经略海洋能力，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这里的“区域”既涵盖陆地区域，也包括海洋区域，这为我国准确把握“十五五”期间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总体脉络奠定了重要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2025）。“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要聚焦于提升发展质量与效益，持续增强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等总体目标夯实物质基础。这要求我们继续坚持新发展理念，充分发挥出“协调”理念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加速阶段，陆海协调的功能地位将从“基础工程”进一步升级为“战略平台”与“全球网络节点”，从而推动陆海发展格局实现结构性优化与重组，其具体的发展趋势与未来展望可大致归纳为以下若干方面，如表11所示。
“十五五”时期，陆海协调不仅涉及交通通道建设，更关乎生产—流通—再生产体系的现代化进程，体现为从“沿海外向型增长模式”迈向“全国一体化、多通道开放、高韧性供应链”的结构性跃升。因此，对“十五五”时期经济发展趋势的展望，需要跳脱出传统的陆海二元分析框架，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逻辑、产业逻辑、创新逻辑和制度逻辑进行深入考量。
三、国内国际协调的“十四五”时期成就与“十五五”时期展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无论是统筹发展和安全，还是参与国际竞争合作，内外循环都是相互促进、不可偏废的（史育龙，2023）。一方面，要立足国内大循环，发挥比较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满足国内需求，又提升我国产业技术发展水平，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中的话语权。另一方面，要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增强国内大循环对国际循环的影响力、推动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吸引集聚全球优质资本、技术、人才等资源，以国内大循环更好牵引国际循环，通过开放合作的国际循环，提高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和水平，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实现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相互促进（习近平经济思想概论编写组，2025）。这要求在更深层次、更广维度上推动国内与国际协调发展。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再生产理论来看，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构成价值实现的两个基本空间，决定着社会再生产规模边界与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马克思（1975）曾指出：“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条件。”经济体的价值实现，依赖其内部市场结构的稳健性与外部市场的拓展性。在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语境下，“国内与国际相协调”正是对这一经典理论的当代实践与创新发展，通过统筹内需扩张和外需优化，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升国内与国际发展的协调性，进而实现更高水平的再生产效率与更深层次的安全韧性。
（一）“十四五”初期主要涉及国内国际协调发展内容
《纲要》从“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的战略高度出发，将国内和国际相协调置于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位置，其中所涉及的“国内国际协调”发展的主要内容如表12所示。
（二）“十四五”末期主要涉及指标的总体发展成效
《建议》中明确强调，“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并对“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实施成效给予了充分肯定。“十四五”时期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首个五年规划阶段。在此期间，“国内国际协调”发展通过持续扩大国内市场规模，深度优化参与国际分工的质量，有效巩固并提升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结构韧性，具体见表13、表14及图1。
结合表13和表14中的数据以及图1所示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可以从贸易结构、进出口关系与功能分工三个层面，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国内国际协调状况进行分析：
第一，从贸易结构看，国际循环与国内产业行业升级呈现协调互促态势。表13（初级产品）和表14（工业制品）数据显示，初级产品出口占比整体呈现下降趋势（15.51%到13.15%说明我国逐步摆脱对资源型、低附加值产品出口模式换取外汇的依赖。同期工业制成品出口占比长期维持在63%—70%的高水平并逐步提升至69.18%，表明我国在制造业领域的国际比较优势持续增强。这一结构性变化说明，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已从早期“依赖初级产品参与国际分工”转向“以高附加值工业制成品为主导的贸易模式”，体现出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与国际贸易结构优化的动态协调。
第二，从进出口关系看，我国在扩大开放的同时注重增强经济发展的自主性与安全性。初级产品进口占比维持在84%—88%，且逐步趋稳（从84.49%到86.85%），说明我国在粮食、能源、资源类产品上保持合理开放，同时逐渐增强国内供给能力与安全保障能力。工业制成品进口占比从约36%平稳回落至30%左右，一方面说明我国制造业供给能力不断增强，产业链自主性稳步提升；另一方面，保持相当规模的先进技术设备与关键零部件进口，体现了我国在扩大开放中持续吸收全球创新要素的积极姿态。这种进出口结构的调整，反映出我国在统筹开放与安全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可控依赖、动态平衡”的国内外资源协同配置机制。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实现从“并行”到“耦合”的深度互嵌。借助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设施，持续强化国内产业链和国际产业链之间的纵深联动，国内和国际协调发展呈现出高度联动与协同共生的特征。
第三，从功能分工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内外需求实现良性互动。综合上述图表可知，我国通过出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工业制成品，参与全球市场竞争，在获取技术扩散、规模效应及外汇收益的同时，通过适度进口初级产品和关键制成品，有效弥补了国内资源禀赋与产业体系的阶段性短板，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以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循环”的互动格局，进而促成“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国际贸易结构优化—国内经济安全提升”的协调发展闭环。综上所述，我国在“十四五”时期不仅保持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格局，更是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实现了国内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参与之间的协同共进与结构性协调。
（三）“十五五”时期国内国际协调发展趋势
《建议》中明确提出“推动市场多元化和内外贸一体化”，进一步明晰了新型国内国际协调的发展方向与核心内涵。“内陆地区在对外开放中，始终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区域合作，提升了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2025）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准确判断国际形势新变化、深刻把握国内改革发展新要求，以更加积极有为的行动，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要着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进一步增强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等总体目标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2025）。这需要继续坚持新发展理念，充分发挥“协调”理念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加速期，国内国际协调将在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扮演更为重要和持久的角色，其主要发展趋势与前景展望可凝练为如表15所示的若干方面。
“十五五”时期，国内与国际协调发展，在国内循环增强内生动力与可靠性的同时，国际循环进一步拓展广度和深度，二者的深度融合将共同构建中国经济发展的系统安全性与长期韧性，最终实现在空间范围内的双结构融合发展。因此，对“十五五”经济发展趋势的展望需要跳脱出传统意义上的国内国际二分发展视角，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逻辑、产业逻辑、创新逻辑和制度逻辑的基础之上予以综合考量。
四、实体虚拟协调的“十四五”时期成就与“十五五”时期展望
实体虚拟协调发展并非经济发展中的局部议题，而是贯穿资本形态、技术体系、产业结构、治理结构与经济运行逻辑的整体性框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本质上是资本在其循环与增殖过程中不同阶段和不同形态的外在表现。其中，虚拟资本的增殖必须以实体经济中的真实剩余价值生产为基础，一旦脱离实体经济创造的价值基础，虚拟资本的自我膨胀就会导致资本积累失衡，进而可能引发经济危机。因此，实体资本与虚拟资本之间的比例关系、结构协调和运行逻辑，构成现代社会再生产稳定性的关键决定因素。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数字经济迅速扩张，金融体系深化演进，资本形态日趋多元化和高阶化。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协调发展成为事关中国经济长期稳定与创新能力提升的核心命题。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协调关系反映出一个经济体的内在健康程度与抗风险能力，是衡量现代化经济体系能否稳定运行的重要指标之一。
（一）“十四五”初期主要涉及实体虚拟协调发展内容
《纲要》立足于“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的战略高度，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协调作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其中所部署的“实体虚拟协调”发展的主要政策内容见表16。
（二）“十四五”末期主要涉及指标总体发展成效
《建议》明确指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并对“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实施成效予以充分肯定。在“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质量持续提升，实体经济亟需完成再创新与再发展，以系统性创新变革释放新质生产力。这一变革旨在充分吸纳新生产方式的创造性效应，化解其潜在的破坏性影响，摆脱旧生产方式的“锁定效应”，实现从路径依赖到路径创造的转变，从而形成更具包容性的制度环境和增长模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2025）。“十四五”时期，我国在“实体虚拟协调”方面成效显著。金融资源更多流向实体经济，资本结构趋于更合理化。中国经济呈现出从“资本偏离实体”转向“资本回归实体”的积极转向，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得到有效缓解。科技创新和资本形态实现更深的结构性融合。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从“显性突出”转向“有效缓释”，二者边界日益清晰、功能互动更为协调，具体成效见表17、图2、图3及图4。
结合表17、图2、图3及图4所示的数据信息，可以从投入支持、融资—创新联动与宏观结构三个层面，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协调状况进行分析：
第一，从对实体经济的投入与对虚拟经济的金融支持看，金融资源与实体经济均呈现扩2019—2024年间持续增长，由435428亿元提高至520916亿元，整体保持正增长态势。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代表“虚拟经济—金融体系”为实体提供资金支持）同期由2514071亿元上升至4083375亿元，规模持续扩大。二者呈现出“同步扩张、节奏匹配”特征。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上行时，社会融资规模也在扩张，表明金融体系并未“脱实向虚”，而是为基础设施、制造业发展、产业升级提供扎实的金融供给，同时，尽管社会融资增速逐年放缓，但其绝对规模持续提升，说明我国金融增长从“高速扩张”转向“提质增效”，与实体经济稳中加固的发展节奏相匹配。
第二，从融资与创新的联动看，虚拟资本有效转化为技术创新能力。如图4所示，社会融资规模存量持续上升的同时，专利申请数量也稳步增长，从4195104件增加至5653429件。这一同步增长趋势表明，一方面，社会融资规模的扩张不仅推动了实体投资，也促进了技术创新；另一方面，金融资本并未被“虚拟化空转”，而是通过信贷、直接融资以及资本市场配置到创新领域，转化为研发投入与创新产出。
第三，从宏观结构看，形成了“实体经济稳固、金融支撑强化、创新驱动增强”的协同发展格局。结合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在实体层面，固定资产投资稳步扩张，实体经济根基不断巩固；在虚拟层面，社会融资规模在总量扩张的同时结构更趋合理，体现出稳健的金融支持而非泡沫化积累；在创新层面，专利申请量显著提升，经济发展正在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综上，2019—2024年，我国社会融资规模与固定资产投资同步扩张，且专利申请数量持续提升，表明金融资本有效流向实体部门并进一步转化为技术创新能力。这充分说明，我国经济并未出现“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或“金融资本空转”的倾向，而是在“双循环”和高质量发展导向下形成了以金融支持实体、创新增强实体、实体反哺金融稳定为特征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发展的良性互动机制。
（三）“十五五”实体虚拟协调发展趋势
《建议》明确提出“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等重要战略部署，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发展环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锚定实体经济这个根本不动摇，不断巩固和增强实体经济发展优势，引领我国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为我国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提供了坚实支撑（习近平经济思想概论编写组，2025）。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依靠信息技术创新驱动，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习近平，2020）这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融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要着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进一步增强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等总体目标奠定坚实物质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2025）。这需要继续贯彻新发展理念，充分发挥协调理念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加速阶段，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协调发展，将在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发挥更加稳健的支撑和创新作用，其主要发展趋势与展望可凝练为如表18所示的若干方面。
“十五五”时期，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将在各自巩固传统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走向深度融合，共同构建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的新型生产体系，这一进程将在贯穿资本形态、技术体系、产业结构、治理结构与经济运行逻辑的整体框架中，系统诠释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虚实融合发展之道。因此，对“十五五”时期经济发展趋势的展望需跳脱出传统意义上的实体—虚拟二分发展视角，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逻辑、产业逻辑、创新逻辑和制度逻辑的基础之上予以综合考虑。
五、未来与展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进行顶层设计，需要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深入探索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使制定的规划和政策体系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做到远近结合、上下贯通、内容协调。”（习近平，2023）五年规划的成功实现，正是对这一要求的积极回应，作为在新时代中国历史背景下的战略性安排，五年规划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既立足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增进全人类福祉的价值导向，又坚持以尊重和运用客观规律为基础，在历史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中积累了宝贵经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2025）。从历史演进的视角审视五年规划的治理效能，必须认识到其并非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建立在过往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过往规划的接力探索，是对新的历史方位下发展战略的深刻诠释。历史经验表明，平衡好前后连续多个五年规划的接续性和变革性，对于国家战略落地落实和经济社会稳定发展至关重要（赵学军，2020）。“十五五”规划正是在“十四五”规划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发展进行的再探索，其在统摄区域协调、陆海协调、国内国际协调和实体虚拟协调这四大维度的框架下，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走势指明战略方向、明确重点任务、规划实践路径。
对上述四大协调维度开展探究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协调”思想为理论基础，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协调”和“社会再生产两大部类及其内部比例相协调”的经典原理出发，系统阐释对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四大协调维度。中国经济的伟大实践为其提供了丰富的现实场域和根本的检验标准。其中，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规划的重要论述具有重大指导意义，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的深刻总结，是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认识的系统提炼，也是五年规划编制和工作实施的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习近平经济思想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鲜明特质，必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开拓新境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2025）。
编制和实施好“十五五”规划，对于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战略部署、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这要求我们必须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发展视角，自觉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逻辑、产业逻辑、创新逻辑和制度逻辑进行综合考量。通过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绘就“十五五”的未来蓝图，生动展现党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支撑。这一过程也必将推动构筑起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与实践范式，最终在理论认识上达到新高度，在实践发展中交出优异答卷。
China Economist （中文刊名：《中国经济学人》）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主办的面向全球发行的中英文学术期刊。China Economist创刊于2006年3月，始终致力于向全球传递中国经济学与管理学最前沿研究进展，搭建中外学者相互交流的学术平台和研究阵地，向全世界宣传能够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诉求的研究成果，促进国外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不断增强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中国经济学人》先后被EconLit、EBSCO、ProQuest、SCOPUS等全球主流、权威数据库及索引系统收录，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是“代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英文刊最高水平”的期刊。
投稿：http://ceji.cbpt.cnki.net
网站：http://www.chinaeconomist.com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