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连夜“斩断”科研根基，万名顶尖人才出走，中国或迎大机遇 ...
二零二六年四月末，美国连续遭遇两次重创。时间来到四月二十五日晚，白宫记者协会年度晚宴突发枪响，现场一阵混乱，时任总统特朗普在特勤局的紧急护卫下迅速撤离，全国民众的目光瞬间聚焦于这场突如其来的暴力事件。
然而，就在这场枪击案的前一日，一件对美国国家实力可能产生更为深远影响的事件，却在枪声的喧嚣之下悄然发生——特朗普政府悍然解散了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其所有成员被一次性罢免，仅通过一封未作任何解释的电子邮件收到通知。
这两起事件并置，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一个国家，一面为自身政治暴力所困扰焦头烂额，一面却又在亲手摧毁自身科技根基。被撤销的这个机构，绝非可有可无的装饰。
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成立于一九五零年，其核心职责在于指导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运作，并就科学与工程领域的政策向总统及国会提供至关重要的咨询意见。该机构所监管的国家科学基金会，仅在二零二五年就投入了超过八十亿美元的巨额资金用于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是全球规模最为庞大的科学资助机构之一。
此时，若将这样一个关键机构的监管委员会整体撤换，无异于亲手摘下美国基础科研发展方向盘。被解职的委员Beachy曾直言不讳地向媒体表示，在没有委员会和正式主任的情况下，NSF如今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像一艘失去舵手的航船。
此次解散的时间点同样耐人寻味。范德堡大学的天体物理学家Stasney推测，委员会在二零二五年五月曾公开反对特朗普提出的削减百分之五十五预算的提议，此举激怒了白宫。
换个角度理解，这些本应由总统任命的专家，却劝说国会不要遵从总统的意愿，这在白宫看来无疑是“胳膊肘往外拐”。Stasney本人也坦承，此次解雇行动是政府为了清除一切“可能妨碍其控制力”的治理层级。
“你不听话，那我就让你下课”——这便是赤裸裸的政治逻辑。要知道，解散科学委员会，不过是过去一年多来一系列动作中最新的一记重锤。
特朗普政府连续两年提出将NSF的预算削减一半以上。尽管二零二六财年的相关提案被国会否决，但自二零二五年一月以来，该机构的员工数量已流失超过百分之三十。
二零二五年四月，由马斯克主导的“政府效率部”（DOGE）对NSF总部进行了一轮“突袭”，在短短两周内便终止了总计一百零四项基金拨款，涉及金额约七点三九亿美元。同年同月，NSF主任Panchanathan愤然辞职，该职位至今仍处于空缺状态。
特朗普提名的投资者Jim O'Neill，本应接管NSF，然而此人并未拥有高等科学学位，也缺乏管理大型研究机构的经验，导致参议院迟迟未能安排对其的听证会。一个年度预算近百亿美元的科学巨舰，就这样失去了船长、拆除了指挥室，并且还面临着燃油供应减半的危机。
最新的二零二七财年预算申请更是变本加厉。就在本月初，白宫再次提出了对NSF削减百分之五十五预算的方案。
若此方案被国会批准，NSF的资金将从二零二五年的九十一亿美元以上锐减至约三十九亿美元。这意味着什么？
美国高校约四分之一的联邦基础研究经费来自NSF。将经费削减至此等程度，已非简单的“修枝剪叶”，而是要“锯断树干”。
这场政策风暴的后果已不再仅仅停留在纸面，而是实实在在地影响到了科研人员本身。美国家博士后协会的调查显示，在二零二五年一月至二月期间，百分之四十三的受访博士后表示其工作或职位受到了威胁，百分之三十五的人表示研究被推迟或面临风险。
有在联邦机构工作的科学家公开抱怨，连购买手套、培养皿的经费都已不复存在。斯坦福大学的化学工程师Valerie Nieman，于今年四月离开了美国，转往瑞士伯尔尼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并非因为瑞士提供了多么优厚的待遇，而是因为在美国，她根本无法确定自己的研究还能维持多久。
个体的出走只是序曲，群体性的信心崩塌才是真正致命的。《自然》杂志于二零二五年三月发起的一项大规模调查结果令人触目惊心：二零二五年第一季度，美国科研人员提交的海外工作申请同比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二，浏览海外岗位的美国用户数量也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五。
这是实实在在的“用脚投票”。另一个更为轰动的数字是，在这份调查中，约有四分之三的受访科学家表示正在认真考虑离开美国。
早期职业研究者——即那些决定一个国家科研后劲的年轻一代——的出走意愿尤为强烈。此外，美国科学界过往的领先地位，高度依赖于引进海外人才。
自一九零一年以来，美国研究人员获得了全球百分之五十五的学术诺贝尔奖，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获奖者是外籍移民；二零二二年，近三分之二的顶尖人工智能研究人员为移民。一旦外籍科学家认为美国不再是他们安身立命的首选之地，这笔“智力资本”的收益便会被加速收回。
这并非几年内就能弥补的损失，可能需要一代人的时间。全球各国早已嗅到了这场人才争夺战的“血腥味”。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推出了总额五亿欧元的“选择欧洲科研”计划，法国启动了专门的引才平台，澳大利亚科学院院长更是直言这是“前所未有的机遇”。加拿大智库也公开建议政府抓住这一难得的窗口期，为有意离开美国的科学家提供搬迁资助和快速签证。
一场以顶尖科学家为争夺目标、席卷全球的“抢人大战”，已于二零二五年下半年全面打响。那么问题来了：中国在这场科研版图的重新洗牌中，又处于何种位置？
我的判断是——中国拥有极其雄厚的底牌，但打好这手牌的技艺尚需磨练。先来看硬实力。
二零二四年，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超过三点六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百分之八点三，其中基础研究经费高达二千四百九十七亿元，增速达到百分之十点五。到了二零二五年，全社会研发经费进一步攀升至三点九万亿元，投入强度为百分之二点八，首次超过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
从二零一二年的基础研究经费不足五百亿元，到十余年后突破三千亿元——这种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几乎找不到对手。产出端的数据则更具说服力。
二零二六年三月发布的《自然》指数增刊是一个标志性的节点。中国在《自然》指数中已连续蝉联全球首位，领先优势继续扩大，并有望在两年内，其研究产出份额达到美国的两倍。
在中国机构百强榜中，前十名被中科院、中国科大、浙江大学、北京大学、国科大、清华大学等国内顶尖学府和研究机构包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为《自然》指数所作的预测分析显示，未来两到三年，中国有可能超越美国，成为公共资金资助科学研究最多的国家。
这并非中国人一厢情愿的说法，而是美国自身学术机构做出的预测。人才回流方面也出现了明显的加速迹象。
据媒体不完全统计，自二零二四年以来，选择从美国回国的华人科学家包括：国际力学与材料领域的顶级专家高华健全职加盟清华大学，美国国家医学院院士王存玉出任北京大学临床医学高等研究院院长，“纳米发电机之父”王中林任职中国科学院，以及核物理学家刘畅回到北京大学，数学家林华新加盟上海数学与交叉学科研究院等。
这并非零星的个案，而是一股清晰可辨的潮流。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丁洪在二零二五年两会上明确指出，当前某西方大国削减基础科研投入，这正是我国吸引人才的绝佳时机。
但我也不想过分乐观，希望泼一盆冷水。机遇摆在面前，不等于我们就能够稳稳地抓住。
有学者指出，尽管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但在实践中仍面临诸多困难，其中包括科研评价体系的公平性和透明度问题。
《自然》指数的数据也揭示了一个隐忧：中国的国际科研合作比例自二零二零年以来持续下降，有国际合著者的论文比例从近百分之五十跌落至百分之三十出头。
吸引顶尖外籍人才，仅仅依靠充足的资金和先进的实验室是不够的，还需要签证的便利性、学术氛围的开放度、子女教育的国际化配套服务——这些“软环境”是金钱难以买到的，需要我们一点一滴地去精心打磨。回到文章开头的场景。
二零二六年四月的华盛顿，枪击案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尽，国家科学委员会的大门就已经被无情地焊死。特朗普政府的这一步棋，赌的是将所有筹码押注在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少数几个窄赛道上，企图以短期的集中突破来换取长期的积累。
然而，基础科学的本质从来不是想集中就能集中的，它的核心在于“广撒网、长周期、容许失败”。今天被轻易砍掉的某个你认为“毫无用处”的项目，恰恰可能是在二十年后孕育下一个颠覆性技术的胚胎。
当上万名顶尖人才 exodus from the United States，全球科研版图加速重构之际，中国正面临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战略窗口期。能否将这扇战略窗口变成一座通往未来的大门，取决于我们的政策弹性与制度的真诚度——仅仅张开双臂还不够，更要让远道而来的人才感受到发自内心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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